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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的深入实施及2025年《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三版）》的发布，中国数据跨境监管体系已完成从“初创期”向“常态化治理期”的平稳过渡。本文立足于2026年初的最新监管实证数据，通过对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网信办”）披露的300余个安全评估项目进行量化分析，深度剖析重要数据识别、算法合规论证及全球供应链安全等深水区问题。本文旨在为企业提供一套从被动应付监管向主动实现数据合规增值转化的战略指引。

　　在执业的第20个年头，笔者见证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从传统的“关系驱动”向“专业驱动”的深刻转型。特别是在数据合规领域，2022年《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的施行标志着“强监管时代”的到来。然而，步入2026年，监管的颗粒度已发生显著变化。

　　过去，企业普遍存在“过审焦虑”，将安全评估视为一项不可逾越的行政门槛。而根据国家网信办最新发布的《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政策问答（2026年1月）》及2025年各项实证数据，我们发现监管重心已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风险控制”。本文将通过详实的文献引用与数据分析，揭示这一转变背后的法理逻辑与商业机会。

　　根据国家网信办于2025年4月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披露的数据，截至2025年3月，国家网信办共完成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项目298个 [1]。这一数字在2025年下半年持续稳步增长，预计截至2026年初已突破320个。

　　实证数据最具警示意义的一点在于：在涉及“重要数据”的44个申报项目中，不通过率高达15% [2]。这远高于个人信息出境评估的不通过率。通过对这些“不通过案例”的脱敏分析，笔者发现核心问题在于企业对“重要数据”的识别能力严重滞后于监管要求。

　　在《数据安全法》的框架下，重要数据不仅涉及国家安全，更涉及公共利益。许多企业在自评估报告中未能清晰论证数据出境后对产业安全、供应链韧性的潜在影响，导致申报被“打回”或“建议撤回”。

　　2024年3月发布的《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是中国数据监管史上的里程碑。它通过设置“免予申报”的情形（如跨境购物、跨境汇款等），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然而，这种“松”是建立在对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数据“更紧”的管控基础之上的。

　　2025年6月发布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三版）》进一步优化了申报流程[4]。其核心变化在于：申报系统化，全面推行“数据出境申报系统”，实现无纸化办公。材料精简化，减少了冗余的背景说明，更加强调“数据流向”与“境外接收方保护能力”的实质证明。

　　从法理学角度看，中国的数据跨境监管正在构建一种“风险对冲机制”。监管部门不再追求“绝对安全”，而是通过“自评估报告”要求企业履行其注意义务。这种从“行政许可”向“合规责任制”的转型，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仅要懂法，更要懂企业的业务逻辑与技术架构。

　　在2025年的多个未通过案例中，涉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往往卡在“算法合规”上。监管部门关注的是，数据出境后，境外的算法模型是否会利用这些数据对中国公民进行“画像”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笔者在执业中发现，多数企业法务无法准确描述算法的逻辑，导致法律意见书与技术事实脱节。

　　许多企业在拟定《数据出境安全评价报告》时，对境外接收方的描述仅限于“知名跨国公司、制度完善”。这种缺乏实质性证据（如审计报告、技术检测证明）的描述，在2026年的审核标准下已难以过关。

　　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化，数据出境不再是“点对点”的行为，往往涉及多级分包。企业在申报时，如果未能清晰勾勒出完整的“数据生命周期流转图”，极易触发监管机构对“数据再转让”的担忧。

　　基于20年的执业经验，笔者建议企业在2026年的合规工作中采取以下策略：

　　不要等到申报前才识别重要数据。企业应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等行业标准，建立内部的数据资产目录。对于涉及汽车、生物医药、金融等关键领域的企业，建议聘请法学博士级别的专家进行“重要数据专项论证”，确保申报底稿的法理严密性。

　　在法理学层面，数据安全治理已从传统的“侵害救济”转向“风险预防”。企业不应将重要数据识别视为申报前的临时性工作，而应将其嵌入到数据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根据《数据安全法》确立的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识别“重要数据”的本质是评估数据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潜在关联度”。

　　以笔者曾指导的某智能网联车企为例。该企业在早期申报中，仅将“高精地图数据”视为重要数据，结果被监管部门指出其“自动驾驶训练中的路测脱敏视频”因涉及敏感区域特征，亦具备重要数据属性。通过引入“动态识别机制”，该企业参照《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建立了一套涵盖2000余个数据项的资产目录，并聘请法学博士团队对“数据聚合效应”下的风险升级进行了深度论证。最终，该企业在申报指南（第三版）发布后，仅用时3个月便完成了补正并获批，避免了因“漏报重要数据”导致的行政处罚风险。

　　对于未达到评估门槛（如不满100万人个人信息出境）的企业，应积极利用《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进行合规。截至2025年底，SCC备案的成功案例已超过1000件[3]。通过标准化的合同条款，可以有效锁定境外接收方的违约责任，实现风险的商业化对冲。

　　曾经历过一起涉及10万名海外用户数据的跨境电商案例。该平台虽然无需申报安全评估，但其境外云服务商曾发生数据泄露风险。协助该平台在签署SCC时，注意到特别增设了“穿透式审计”与“惩罚性违约金”条款。当境外接收方试图将数据再转让给第三方时，触发了SCC中的禁令条款。这一策略不仅通过了备案审核，更在后来的商业纠纷中，凭借SCC的强制效力成功让境外接收方承担了责任实现了法律风险的商业化闭环。

　　合规不应只是花钱买平安。通过安全评估的企业，往往在国际贸易中拥有更高的信任溢价。笔者曾协助一家科技企业通过评估后，其在欧洲市场的订单量显著增长，原因正是其通过了中国这一全球最严监管体系的“背书”。这充分证明，高昂的合规成本在通过严苛审核后，已成功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溢价能力。合规，已从企业的“财务减项”变为了“品牌增项”。